三

在印度，加尔各答市的华人最多，但他们的历史都不长，几乎都是刚来的第一代，一些中国妇女还留着从中国带来的小脚，尽管她们不再裹脚，但已畸形的脚走起路来还是一扭一扭的，来到这里的中国人生活习惯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爱居住在一起，加尔各答的华人街很快就形成了，为了教育好自己的后代，随后中国学校也出现在加尔各答。

我上学的时候加尔各答市只有一所华文小学，学校叫建国小学校，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学校开始还唱《东方红》歌曲，后受当地旧中国势力的干涉，从校长到老师都向右倾，这也影响到了每一位学生。

不久加尔各答市又有了一所新学校，新学校的老师和教材都是倾向新中国，并在城市里招生，当时我们受建国小学校的影响，不喜欢这所新学校，因为我们的老师和校长都说不能去新学校，说新学校会教育学生不要自己的父母。

作为我最不能容忍“不要父母”的行为，在我所有感情世界里，父母的亲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尽管建国小学校有的学生转到了新学校，可我却坚决不肯到新学校去。

　　如果不是我的一位远房的叔叔一定要我转学，并告诉我，只有到了新学校，以后才能继续读中学，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同意到新学校。

到了新学校后才知道，建国小学校的宣传是错误的，新学校教育我们不仅要爱父母，爱同学，还要爱自己的祖国，在那里我第一次有了祖国的感受。

那时印度与新中国正处在友好时期，很多有关新中国的书籍、歌曲以及电影都陆续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城市，新中国的脉搏也在遥远的加尔各答市涌动，而新学校的学生也有着一种平生少有的自豪感。

四

小学毕业后我才知道母亲这辈子最大愿望是回到老家湖北开一家粮铺、才知道她让我读书的目的是要我学会记账，然而在我读完小学后，在我的心里就已为自己勾勒出未来的前景，我不仅要读完小学，还要读完中学，最后回到祖国读大学，大学毕业后有着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成为把握自己命运的人。

这辈子要感谢母亲的地方很多，最值得感激的还是她让我继续读书，虽然这与她的意愿有悖，但她还是尊重我的选择。

在我读书的这个年纪，周边的印度女孩都已经或正准备出嫁，反过来他们也很好奇中国的女孩为什么不出嫁，而是不停地读书，尤其我立志要读中学，这更让他们百思不解，有时印度邻居忍不住会问母亲，中国的女孩为什么不出嫁而是在不停的读书。

到了高中，这已是中国人谈婚论嫁的时候，加上我的家境不错，家中只有我一位独女，因此上门来说亲的媒婆络绎不绝，甚至说有人愿意入赘做上门女婿，那时我的理想是渴望回国读大学，不想过早地为人妻为人母，但我没有直接拒绝上门说亲的媒婆，我反问媒婆，那些要娶我的人是否愿意与我一同回国？

1959年，首届世界农业博览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我作为加尔各答市兴华中学印地语优秀的学生为中国展馆作解说员，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当印度领导人在仔细聆听我解说时，我用纯正的印地语告诉前来参观的人：中国正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人民正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伟大的国家……

五

1963年的春天，这是我最难忘的春天，家门口的那棵大树悄悄地换上了新叶，春雨把大街洗刷得干干净净，尤其镶嵌在路上的电车轨道更是铮白发亮，那时的加尔各答春天弥漫着一种感情，一种思绪，尽管城市的上空有时阴霾笼罩，有时迷雾难消，但那长长的大街、流经的恒河都让人留念。

就在这个春天里，我回到了祖国，当飞机飞临祖国的领空、翱翔在蓝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位幸运的女孩，一位展开着理想翅膀的女孩。

望着延绵的群山，想起父母当年来印度的悲惨情景，眼泪不禁落了下来，骤然间，感到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缩影，折射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魏毅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