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GRE真是一个无聊且没有用(没用是指无法测出一个学生的真正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但当然对入学还是有用的)的考试”

　　哈佛在卖哈佛大门造型的书挡(Bookend)上，上面写的是：Enter and grow in wisdom (入门，增长智慧)。其实，真正的好大学看中的是学生的什么素质，培养的又是什么？

　　好些年轻的大学生都很想知道我当年是怎样考进哈佛的，特别是在我没有考GRE的情况下，竟然顺利入读这所大家心目中有点神秘的学校。

　　我的哈佛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我外公的影响。外公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上的是私塾，十分推崇曾国藩，写一手漂亮的字，漂亮的文章；后来弃笔从戎，上了中央警校，当了蒋介石的学生，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能文能武，是小小的我的偶像。外公希望我长大以后当记者，上哈佛。

　　没想到这两样事情还真有联系，莫非是外公有先见之明(可惜他已去世，无从考证)。所以有时候，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毕竟老人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要多呀。

　　上哈佛，当然我也想。于是，找了个周末，我去了一趟波士顿剑桥镇(Cambridge)，哈佛的所在地。穿过Harvard Gate，站在哈佛院子(Harvard Yard)里，我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年轻学生，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精光四射，好像是放着智慧的光芒，把我这个游客照得无比暗淡；每一个人走起路来都那么的自信和轻快，我自卑得几乎无法挪动我的脚；他们轻颦浅笑，我不禁悲从中来……我认定自己是和哈佛无缘了，太难了，那里的学生太聪明了，而我是这么的普通！

　　怏怏不乐地独自开车回到新泽西，上课的时候无精打采的，我的老师问我怎么从哈佛回来不是充满斗志反而像蔫掉的花儿；一个从北京的师兄用他北京式英文问我：“黑皮儿(Happy)怎么这么苍白？”我丢给他们一张统计报告，上面说即使哈佛只招每个学校中最优秀的那名学生，哈佛的学位也不够分配。我的教授Edwin看完了以后哈哈大笑，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的样子。我不知道是否该申请哈佛了。而那时我刚好忙着帮学校的神父们给新到美国的亚洲移民补习英文。我又有一份当地报纸的记者工作兼职，日子过得也很充实，而且很忙碌。于是，申请哈佛的事也就搁了起来。

　　12月初的一天，记得下着大雪， 我在校园里遇到了Edwin教授，他把我叫住了，问我申请的情况，我说算了，等我准备号令再说吧，也许明年？他很惊讶，以为我早就申请了，只是奇怪我怎么没找他写推荐信。我告诉他我在Harvard Yard的那种没有自信的感觉，他又笑了，说：“那天我还以为你开玩笑呢，Happy怎么会为这想不开？！告诉你吧，我也有个统计数字，每天在Harvard Yard进出的人里有三分之二是游客呀！你看到的那些眼放精光的人都是和你一样的游客呢，说不定他们也和你一样，羡慕你觉得你聪明绝顶呢。”临走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赠了我一句：“Never try never know！”醍醐灌顶，这句话也成了我人生成长中最为关键的指导之一。

　　我怎么就迷失了呢？怎么就这么容易放弃呢？于是，我静下心来，好好准备了所有该准备的资料，封好寄出去，但我已经来不及考GRE了。然后，当然是等通知了。

　　没多久我收到一封来自哈佛的明信片(那是我自己写的回邮)表示收到我的申请资料了，学校有关人员会好好犒劳(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有关人员是部分老师加上在校学生以及招生办公室的职员)。然后，又没多久我又收到一张通知我到纽约面试的通知(哈佛大学每年会在美国国内几个地方巡回做招生宣传并同时安排一些申请者的面试)。

　　又是个大雪天，我本约了两个同学陪我去，因为纽约的停车太困难，他们要送我。那天上午，我又有点临阵退缩的样子(许多时候人在关键时候都有这种头皮发麻、内心发憷的现象)，是几乎让他们挟持着上了车的，我忘了是在纽约的哈佛俱乐部(Harvard Club)还是那个酒店。我的同学在车里等我，我自己进去了。接下来我就镇定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和学校的招生处主管(director of Admission Office)以及一位老师分别谈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的谈话范围天南海北，从我的背景、兴趣、经历和选择哈佛的关系，到美国的历史、外交(因为我的第一个硕士学位是国际关系)、国际形势、到香港和大量的关系、中国的佛教文化(Donald对禅很感兴趣)等等。我很喜欢那种气氛，越说越高兴，越说越兴奋，就像朋友聊天一样，竟然忘了这是面试。结束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们不会忘记你，希望在哈佛见到你。”我这才想起来，我还没有考GRE呢，他们说：“我们很注重考试成绩，但所有申请哈佛的学生的成绩都那么好，所以成绩在我们来说又显得那么的不重要，我们寻找‘出色’(outstanding)的人才，出色可以是很多方面的，不仅仅表现在成绩上。你有机会去考GRE，来不及也没有关系。”